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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家裡只有能播放錄音帶的錄放音機,高中時期父親在公司尾牙抽獎抽到可以放CD的床頭音響送給我,於是我就買了人生的第一張(其實是兩張)CD。兩張從後來的角度看來都有點冷門,一張是任潔玲的專輯《感情用事》,其實整張專輯都好聽,但就是沒有紅的命,也成了她最後一張專輯。另外一張潘越雲的《該醒了》主打歌沒紅,也成了她在飛碟的最後一張唱片,不過專輯裡非主打歌的後續發展很有趣。一首「誰辜負誰」和當時一個新人的首張專輯第一首歌同曲不同詞,那個新人一直紅到現在,大家都叫她阿妹。另一首當年沒紅的「一次幸福的機會」多年後被劉若英翻唱而變紅,但我還是喜歡阿潘的版本。買完這兩張CD時我還在掙扎,CD一張300元,錄音帶一張100多元,之後真的要一直買CD嗎?於是下次去逛唱片行,我又改買了3張錄音帶;現在好後悔喔,因為錄音帶聽久了會變質不能聽,而且也沒有播放器可以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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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記得高三謝師宴辦在哪裡,只知道是一間buffet,需要坐捷運才可以到。那時候台北市捷運只有木柵線,其餘路線都還沒開通;而那次謝師宴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搭捷運,覺得十分新奇。但由於當時路線還很少,再加上我從頭到尾都是跟著同學在走,也沒有坐很多站,所以完全感覺不到坐捷運的好處,想說跟坐公車到底差在哪裡?完全沒想到捷運日後會成為台北市民不可或缺的交通運輸工具。至於吃的部分,我只記得那天第一次吃了生蠔,覺得滑滑溜溜的沒味道,其餘就都不記得了;畢竟食物真的很難在我腦中留下印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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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畢業後雖然有同學約過打籃球或踢足球,但幾乎沒有辦過大規模的同學會。唯一一次人數比較多的同學聚會應該是在高中時期,大家相約夜衝貓空。當時還沒有貓空纜車,只能騎機車上去;然而父母覺得大半夜視線那麼差,騎機車上貓空太危險,因此不准我參加。難得國中同學聚會有那麼多人參與,我其實非常想去;但是和家裡的爭取沒有成功,最後只好忍痛拒絕。後來聽有參與的同學說,有同學的機車熄火了,只好搭別人的車上下山。我完全不想告訴家人這件事,不想被家人說嘴,看吧上山果然會有意外,不讓你上山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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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捷運、Youbike、Google Map的那個年代,即使台北市的公車網絡很發達,上高中以前的我對於台北市的各個地區還是相當不熟,也幾乎不曾隻身前往離家裡或學校太遠的地方。直到上高中後每天需要搭公車,逐漸熟悉忠孝到和平之間,以及總統府到光復南路之間各大道路的排列順序和地理分布。因此高中時只要時間充裕,我都很喜歡在台北市區裡走來走去,用自己的雙腳去親自體驗每一條路。
印象最深的一次應該是高三畢業後,有國中同學考上中興法商(現在的台北大學),但沒有去過校園,因此要我陪他去探險一下。他只知道中興法商在建國北路上,而我知道有公車沿信義路(還是仁愛路?)行駛而且會經過建國南路,於是我們就搭公車到達建國南路口後,沿路向北走。沒想到距離比我們想的遠得多,再加上我們又走過頭,足足走了一小時才到達。但我還是很懷念那時候可以和朋友一邊聊天、一邊漫步城市的那種悠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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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聯考結束後,同屆的吉他社同學紛紛加入籌備暑訓的行列。相較於剛從痛苦中解脫、還在進入狀況的大家相比,已經加入籌備團隊數個月的我對於暑訓的整體架構及籌備進度都瞭如指掌,再加上又是行政組長;所以忽然變成整屆最進入狀況的人,在討論時的發言機會特別多,參與程度也特別高。這對於一直以來在社團都是邊緣人的我而言真的好不習慣,但我十分高興,彷彿加入吉他社三年來始終缺少及渴望的融入感終於獲得滿足。我後來又參與兩年暑訓籌備,並且跟社團朋友保持聯繫至今,都跟那年暑訓有莫大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