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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老師希望我去中研院學習電子顯微鏡技術,觀察病毒進入細胞的過程是否受到藥物抑制。中研院雖然很遠但不成問題,然而負責人只簡略講解了注意事項和操作方式,對於如何在顯微鏡下觀察細胞或病毒,只用一句「教科書上都有圖啊」帶過。問題是我在顯微鏡下看到的樣子跟教科書明顯不同啊,但對方明顯不願多做解釋我也沒辦法,去了幾次後也沒觀察出什麼名堂。我不確定是不是因為老師是透過關係讓我去申請使用中研院的儀器,所以才沒有獲得友善的對待;但這種事情也無法證實,只是又一次進行了徒勞無功的實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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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著自己只因為少了一篇隨便掛名都可以的文獻發表,畢業時間就被一延再延且遙遙無期;心中除了充滿著不爽外,更擔心自己會不會到了年限還畢不了業。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我到系辦詢問擔任職員的學姐,有沒有可能更換指導老師,只要幫忙做一些實驗就可以掛名文獻發表,因此達成畢業條件?學姐好心地幫我查詢規範,但結果發現如果換了指導老師,我之前以第一作者發表的那篇文獻就不能拿來當作畢業條件,反而離畢業更加遙遠。我感到萬般無奈,看來除了在原本的實驗室繼續拖下去之外,好像也沒有什麼其他的辦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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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士班後期,我總抱持著「這學期應該可以畢業了吧?」的心情;然而一學期一學期地過去了,畢業的時間似乎一點都沒有更靠近。因此在那幾年間我的情緒總是低落,說話也時常帶刺;例如在實驗室發生什麼好事我也開心不起來,只會用「有什麼好高興的,反正又不能畢業。」這種方式來回應。
有一天中午,我們四樓幾個實驗室的夥伴一起出去吃飯,回程來到某個路口,剛從紅燈變綠燈。我提醒大家綠燈了該走囉,結果大家聊天聊得太開心,完全無視我的提醒。眼看綠燈就要結束了,大家還站在原地不動繼續說笑;我感到很不耐煩,是不能邊走邊聊嗎?於是我就拋下眾人,逕自在變紅燈前穿越馬路,之後就無視對街隱約傳來的騷動聲繼續前行。那應該是我人生中最充滿負能量,而且持續散發出來的一段時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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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逐漸發現自己再怎麼努力做實驗、再怎麼努力達成老師的期望,對於畢業一點幫助都沒有的時候,我就決定不要再做無謂的努力了。每個星期我都只做最低限度的實驗,只要確保下週meeting有一點數據可以報告就好,反正這些數據做再多也沒有用。剩下的時間我就在實驗室看日劇,那段期間便累積了非常多的日劇觀看數量。
例如剛好那陣子在網路上找到可以觀看老日劇的管道,因此我就把我最愛的日劇女星淺野溫子早期的每部戲都看了一遍。我也廣泛看了各種類型的日劇,而且不介意把反差大的日劇交錯著看。例如看完黑暗的《錢與罪》,立刻看溫馨的《夫婦道》,看完後再回到黑暗的《人間失格》;這種三溫暖般的錯亂感覺其實也滿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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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我第一次參與了台北的同志遊行;反正自己出櫃後的同志生活依舊一片空白,不如去看看。我沒有告訴任何朋友,隻身前往集合地點;而且我害怕被別人認為我只想看裸男,因此就刻意遠離水男孩隊伍,故意跟著一個女同志團體的前導車走。在走的時候我甚至一度不敢走在隊伍裡,只要人一多就很怕被拍到,立刻走進旁邊的圍觀群眾中,試圖營造自己只是路人的假象。我們冒著小雨,在新光三越前完成舉牌拍照的活動;之後我想要趕去石牌硬梆幫打排球,就一直加速往前。走到隊伍最前面時看到前導車上有人在搔首弄姿,搭配「熱情的沙漠」等老歌,雖然覺得歌曲很符合自己口味,但因為急著去打球就沒有多停留。後來我才知道當時前導車上應該就是熱線的人,只是當時我還不認識熱線而已。回家後我上網搜尋,發現根本沒有任何照片拍到我,隱隱覺得好失落喔。